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，这使得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。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，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基础前沿领域，原创性、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为了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，优化科研布局、增加投入保障、革新体制机制，从而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，对实现强国复兴至关重要。

在本期“教育大计大家谈”栏目中，我们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如何以更强力度、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，进而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。

对话嘉宾包括：

• 陈晔光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昌大学校长
• 李晓强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
• 刘铁岩：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、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
• 张嘉漪：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、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
• 阳铭：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、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

紧迫感：中国经济转型对源头创新的迫切需求

记者：当前，为何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基础研究？

陈晔光：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，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，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。缺乏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认知，就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。同时，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本身，常常会催生新技术和新路径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加强基础研究是化解“卡脖子”风险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。

李晓强：应用层面问题的复杂性，最终会将我们推向基础研究的源头。当前面临的许多瓶颈，表面上看是材料、设备、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，但深层次原因是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突破。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，原创性进展难以实现，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重复。

刘铁岩：当今的基础研究已成为竞争的底层能力。过去，我们可以在已有技术路线上追赶，通过工程优化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。但如今，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、技术范式等层面。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，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。因此，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传统的论文、学科和实验室范畴，而是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，掌握未来主动权。

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：结合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

记者：基础研究需要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。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？

张嘉漪：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，虽然路径不同，但都指向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目标导向能提高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，它并非简单转变为工程攻关，而是围绕生物安全、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，找准背后的科学规律。自由探索是原创突破的重要源头，许多重大成果早期并无明确应用目标，是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。其不确定性恰恰是魅力所在，今日的“无用”认知，可能是明日产业变革的种子。

阳铭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。自由探索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科学基础，而目标导向研究则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，反哺自由探索。这启示我们，需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。

陈晔光：平衡的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。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和宽松环境；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，以激发原始创新活力。

记者：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中如何发挥作用？

刘铁岩：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和灵活机制。例如，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打造了“产学研创投”一体化平台，并与北京中关村学院融合发展。我们通过项目制，组建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。要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，关键在于明确“谁来提出问题，谁来验证成果”。我们的答案是：问题来自产业，方案回归产业。为此，我们让科研选题对接产业需求，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，并打通科研转化通道，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。

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：资源向潜力创新者倾斜

记者：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的背景下，如何优化分配？

李晓强：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仍有差距。我们需要继续加大投入，同时深化改革，优化经费分配结构，将有限的资金用在“刀刃”上。基础研究需要长期连续支持，尤其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，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。对成熟团队和重大基础设施，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，建立跨周期的资助机制。

阳铭：自由探索类研究主要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。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是合理的，但也要关注青年科研人员的起步困难。在经费分配中，应保障广泛参与，评审时更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科学价值，使资源精准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。

记者：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？

陈晔光：目前经费来源主要依赖政府财政，企业对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。

张嘉漪：针对产业界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，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模式。复旦大学已构建“复旦科创母基金+科创投资基金+社会专项资金”的协同投入体系，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。

刘铁岩：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指引、企业需求、科研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协同。对源头性、“无人区”方向应保持耐心，加大对非共识方向、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。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，应让企业更早参与，政府降低协同成本，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。

建立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：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

记者：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改进？

陈晔光：基础研究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，难以用量化指标简单衡量。评价改革应回归专业判断，实行“小同行”评议，考察原创性、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，不应“唯高影响因子”。

李晓强：评价维度需更全面，应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，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、工具开发等纳入成果体系。建立“探索风险档案”，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。

张嘉漪：证明“死胡同”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，这在评价层面极难界定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十分必要。

记者：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提供更好环境？

阳铭：青年学者入职后应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，考核要求也应与支持水平相适应。考核应关注阶段性进展，并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，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。

刘铁岩：我们正努力搭建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包容的评价体系。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，关注阶段性评价，让青年在探索中获得正向反馈。二是提供长周期、稳定的资源支持，为青年人才提供岗位保障、团队资源等。三是培养更多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，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，鼓励他们主动牵引研究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