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务院近日颁布了《教育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该规划与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(2024—2035年)》（以下简称《纲要》）紧密衔接，旨在为“十五五”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设定具体目标和任务。多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，对该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，《规划》的发布，连同《纲要》和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(2025—2027年)》（以下简称《三年行动计划》）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。他将此比作一场接力赛，其中《纲要》确立了目标和方向，《三年行动计划》是启动阶段，而《规划》则承担着积蓄力量、决定全程表现的关键“途中跑”任务。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要求《规划》必须打牢基础，全面发力，为后续发展赢得先机。

这种政策的连续性在具体教育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。马晓强解释说，以“立德树人”为例，《纲要》提出了“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”的宏伟目标，《三年行动计划》则部署了初期基础性工作，而《规划》则进一步将其工程化、具体化。从“为何而做”到“近期做什么”，再到“如何去做”，这三份文件层层深入，环环相扣，展现了循序渐进、稳步推进的战略决心。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强调，当前对大中小学生的培养，关乎到2035年他们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，因此，今天的立德树人工作，实际上是在为未来谋划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，《规划》系统规划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关键维度：一是基础教育的扩优提质；二是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；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；四是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提升。这四大维度共同回应了民众对“上好学”的期盼。

在基础教育方面，朱旭东解释说，通过推进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、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以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，旨在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更优质、更公平的教育资源，缩小区域、城乡、校际差距，实现“家门口上好学”。

关于高等教育，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分析，《规划》要求高校更加注重服务国家战略，未来五年“双一流”高校的本科招生规模将扩大10万人以上，同时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。从南方科技大学到西湖大学，再到福耀科技大学，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。

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方面，《规划》推动该体系与人工智能、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度融合，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旨在加速形成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教育体系。

至于全球教育赛道引领，朱旭东认为，中国教育正从“追赶”转向“引领”。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，中国已处于世界前列，并且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不断增强，未来将着重形成可推广的中国经验。

此外，《规划》还特别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，朱旭东将其归纳为“三重获得感”：即专业上的提升（学历和培训体系完善）、职业上的保障（社会保障和尊师重教氛围营造）以及个人发展上的幸福感（身心健康和个人追求）。他强调，这三者协同作用，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。

《规划》在教育五年规划中首次专门部署了规划布局，这反映了人口、产业、科技三大变量带来的深刻变革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指出，基础教育不同学段呈现出“排浪式达峰”的特点，加上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加速流动，教育资源配置面临复杂挑战，如农村地区学生减少而省会城市、大城市则面临大班额问题。邓友超认为，若沿用旧的资源配置方式，会出现供需不匹配的情况。《规划》要求各地精准预测人口流动趋势，科学规划学校布局，这一部署恰逢其时。

在高等教育领域，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正积极探索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制度，以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。李立国表示，当科研成果符合市场需求时，市场机制会自然驱动资本介入。尽管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不逊于美国，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，这正是《规划》首次提出“政产学研用金”六要素联动机制的深层意义所在。

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注意到，《规划》明确提出“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”，标志着教育正式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。他强调，《规划》多处聚焦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，认为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以及大国竞争的前沿，因此，无论是调整学科专业还是升级教学模式，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。

每一项规划部署的背后，都承载着亿万家庭的期望。李立国总结道，这份“施工图”不仅描绘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蓝图，更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所需人才的基石和未来希望。